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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姚景源:直接融资将成为重要发展方向;调整存款准备金可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023年伊始,多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如何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下,如何推进财税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企业面对危机事件时应如何转危为机?品牌要长期生存的关键是什么?企业又应该如何做好直播带货?近日,搜狐商学院《致知100人》对话了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胡左浩。
今年以来,我国企业融资成本总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姚景源认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仍需主要依靠货币政策,例如提高调整准备金率、调整利率等。
应对网络攻击,周鸿祎表示,从个人能力上看,我国网安人才并不逊色,360曾经参加过很多国际黑客大赛并屡屡折冠,但是培养网络安全人才要靠个人兴趣、天赋和长时间的钻研能力。
作为“创业老手”的李国庆,虽深知当前创业环境的艰难,但始终坚信仍存在许多商机和创业机会等待被把握,他建议新时代创业者可以在消费升级上多卷一卷,探索新需求。
鞠建东认为,不打破国际技术的垄断,中国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无法实现。对于国际技术竞争,无论是什么措施,本质上需要培养本土技术的竞争力。
大城市市中心房价高于郊区房价,很多居民选择在郊区买房,但工作地点又处于市中心,因此存在较为严重的职住分离问题。陆铭认为,职住分离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城市拥堵。
刘守英表示,乡村是一个发展空间,而不是等着被消灭的空间。他指出,提高农业回报率是重中之重,必须要提高农业报酬,解决要素组合和配置的失衡问题。
张峥表示,REITs作为一个金融产品,将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可以帮助融资者用资产证券化的手段盘活存量。而对于投资者,REITs是一个低门槛的、高流动性的投资于基础设施的金融工具。
张晓燕说,全球最大的三大投资机构,也更愿意将钱投资在做ESG的公司上。虽然对公司来说,ESG投资在前期是额外成本,但后期却能获得超凡收益,长期收益远远大于短期投入的成本。
谈及对唐诗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蒙曼脱口而出:“美”。她介绍道,唐诗有“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的音韵美,有“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意境美,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情感美。
“科幻就是一种关于所有可能性的文学。不管什么样的想象都很有价值,它让人去设想一个和我们当下很不一样的世界,这样一种反事实的思考,很容易让人打开思维,去反思自身。”郝景芳说到。
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企业如何坚持长期主义?何帆表示,要坚持长期主义,就得记住一个字,熬。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作为企业不是在每一次比赛都要跑赢对方,重要的是总赢率。
谈及如何恢复经济,姚洋向《致知100人》表示,在提振消费信心方面,可增加需求来保市场主体。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比很高,或还有政策空间。
程国强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净出口国,俄乌冲突直接导致国际市场谷物价格急剧上涨,如小麦价格,近期期货市场价格比冲突爆发前上涨40%。
针对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周春生表示,新科技、新商业模式的发展会对某些行业带来颠覆,传统企业必须积极应对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带来的挑战,即数字化转型。
对于5G应用,王建宙表示,5G的使用效率比4G手机要好得多。但5G网络应用推广速度还不快,消费级的应用研发也比较少,5G网络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面对当前经济环境下企业家对外投资问题,阎焱表示,过去1到N创新模式的吸引力不断减弱,现在投资更关注硬科技领域,原创性技术将是今后创投投资的一个焦点。
郑秉文表示,延迟退休是“水涨船高”,提高退休年龄,企业也会相应提高录用门槛。提高退休年龄是一个综合政策配套的结果,不仅仅是退休年龄提高,其本身涉及到社会福利制度。
张健华指出,资管新规经过了近三年时间,对整个资管行业影响非常大,规范了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行为标准。受资管新规影响,券商资管整体规模从2016年的17.58万亿元降至去年的8.24万亿元。
余淼杰表示,RCEP将带来诸多好处,消费者福利上升,还有助于提升整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企业绩效。今年中国的出口会保持上升,预计今年的外贸顺差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
张峰表示,零售业只有深刻理解数字化转型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做数字化转型要有长期心态。因为零售行业的数字化很多是微创新,不是颠覆性的创新,只有逐步迭代才能看到更显著的效果。
高皓表示,民营企业传承看起来是有形财富的传承,但其实更难也是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家族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财富的传承。
陆坚表示,“技能为王”的未来职场已经到来。领英调研显示,近九成的中国企业招聘时会优先关注技能与岗位的匹配程度,超过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
郑新立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宏观经济里的突出问题,也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主要原因。
薛澜表示,全球创新网络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一大批中国城市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新兴力量正在崛起。我国要进一步夯实我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基石,需要吸引全球的科技人才和领先人才。
许善达表示,我国资本是稀缺的,劳动力过剩,创造财富要让更多的资本来吸收劳动力就业。我国要采取分类指导的原则对待资本,鼓励民营资本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解决劳动力就业的方向投资。
“有强大感召力的品牌和强大吸引力的平台,一定是我们生态的‘永动机’。只有品牌才能长久生存和有魅力,不做强产品很容易消失在同质化的大海里。”马振山表示。
长命百岁是永恒的话题,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科学家希望通过基因研究延缓人类衰老。“我不会妄想通过基因科技实现长生不老,但是我希望实现每一个人健康长寿的愿望。”尹烨说。
谈及入局汽车的契机,周鸿祎表示,走访过很多车厂后,觉得智能汽车对中国智能制造是最大的机会。“我发现中国汽车业的制造能力已跟国际接轨,没有太大的差距了。”
汪泓教授建议,建立个人账户的方式,将相应个体工资的5%-10%,逐渐纳入个人养老账户中,为个人养老增加资金积累,推动养老金的增值保值。以老养老,将有效缓解当前人力资源短缺问题。
戏剧最美妙的东西就在于有一个现场的“空气的心跳”在这里边,在于期待和被期待之后给人的一种愿望,如果愿望强烈了,把大家的精神合在一起,它是有能量的。
资源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就相当于久旱甘霖,既需缺又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把这些资源简单的理解为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
20年前,一辆桑塔纳汽车二三十万元,对当时月均几百元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天文数字。如今一辆桑塔纳汽车十几万元,老百姓都负担得起。“中国进入私家汽车时代,圆了中国的汽车梦。”龙永图说。
向伟明非常看好中国航空发展前景。他表示,未来20年,中国飞机需求量约8000架,意味每年增加400多架,到2025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民航第一大市场。
11月1日,杭州微念就与李子柒对簿公堂一事发布说明。有人认为,该事件是网红与资本利益博弈的典型案例,对网红经济的商业模式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碳达峰和碳中和正推动着我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绿色转型。在“双碳”的背景下,能源如何转型?
多边发展银行已经存在75年之久,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多边发展银行。二战后,这些机构在推动社会进步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玲表示,30年来中国体育产业由萌芽到腾飞,到现在已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中国体育产品已经可以与国际品牌比肩。
近日,美团遭34.42亿元反垄断处罚。陈勇民指出,反垄断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竞争中会有竞争者受损,但只要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市场效率,那么竞争就是个好事情。
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做出一些糟糕的决策?丹尼尔·卡尼曼在新近出版的《噪声》中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噪声”对决策的影响,决策过程中的噪声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毛基业教授认为我国数字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出现一批互联网头部企业,主要是因为我国此前宽松的社会环境给予了互联网企业极大的创新空间,让企业能够自由的探索创新。
在陈东升看来,长寿时代的变局关乎人类自身,这一变局可能是未来30年、50年人类面对的最大挑战,应当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
为什么要扩大进口?表示,中国市场很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国内单一市场之一。中国有十四亿人,资源经不起消耗,需要进口国际原料。
互联网浪潮之下,一方面是互联网企业的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是传统企业触网后的慷慨悲歌。转型就意味着风险,传统企业应该做好哪些风险应对准备?
近20年来,李灿一直致力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究。2001年,李灿便带头开始“人工光合成太阳燃料”的研究工作。
南方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刘科表示,许多人对电动车存在一个误解,认为汽车要网联化就一定得电动化。现在电动车的核心技术不在车本身,是电池和互联网技术。
谈及当前家居消费趋势,汪林朋认为,80后、90后已经成为消费者主力,追求包括个性化、性价比、环保在内的“颜值消费”需求明显增强,因此定制、设计原创以及智能家居是未来消费的大趋势。
优秀女企业家、科创板巨擘……赵燕的身上从不缺标签。海南创业、北京立足、山东立业,每一步她都踩准了时代的节拍。赵燕寄语新时代创业者应该保持初心。
创始人的退出要做到“双适”,一要挑选“适当的时机”,二要选择“适当的情境”。同时,与新的管理团队的关系,要做到“双保”,既要“保持联系”,又要“保持距离”。
今年全国碳市场的启动,将使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更加强劲,也将大大推动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
在中国,铁路电气化率已经达到70%,理想状态下,铁路运输的碳排放是所有运输方式中最低的。在欧洲,人们正大力推动以铁路运输取代空运和卡车运输的替代方案,这将是未来运输业发展的趋势之一。
城里有金领、白领、蓝领,农村也应该有绿领。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我是充满信心的,他们的收入不比城市差。
如果短期内只考虑基础设施,REITs未来的市场规模会在5万亿到10万亿之间,真实市场规模会比这个数字大很多。这个规模并不小,A股市场经过30多年发展,体量也只是将近80万亿。
国内高端芯片制造能力不足以及核心装备的欠缺是目前制约芯片产业发展的瓶颈。从长远来看,科技产业一定是全球分工的,一个国家说关起门来把自己产业链完全做完整,不是一个最有竞争力的方法。
判断注册制是否取得成功,要看三个指标:一是有没有企业真正发行失败;二是有没有企业上市破发;三是有没有企业在上市以后,由于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而退市。
钱军预测债市的规模在今后五年里面会有比较大的增长。其中债券市场中的部分地方政府债和一些非金融行业的企业债到期的违约风险值得关注。
作为CEO,我会在产品上花50%的时间,持续创新品牌,避免产品同质化。”在陈伟利看来,企业一定要有野心,他希望斯凯奇在中国能成为前5名,甚至前3的运动品牌。
后疫情时代,互联网医院、医药电商等互联网医疗服务已深植大众日常,而且需求猛增。随着5G、AI等高科技与医疗服务的进一步融合,由互联网医疗带动的医疗服务和产品消费潜力不可小觑。
在全球碳中和的趋势下,未来50年,一些产业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另一些产业,将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目前,LCD 偏光片全球市场规模超过百亿美元,杉金进入之后,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将从不到10%提升到45%以上,这一核心材料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将得到绝对保障,为中国显示产业保驾护航。
数字货币的本质是钱,它与支付平台其实是钱和钱包的关系,数字货币的发行并不会取代支付平台。相反将有利于促进支付平台产业构建更加公平开放的环境。
中国的文旅产业目前最缺乏三个要素,分别是资本、人才和品牌,如何让金融与文旅融合是下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
有些企业出去有点是为了扩展市场,有些是为了增加盈利,有些是增强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有些企业战略比较清晰,比如福耀玻璃。
户籍管理制度应把户籍和产权分开,农民现有的土地承包权或者还有其他权利,也不该因其户籍变动而受到影响,这是户籍管理制度接下来要改革的方向。
中国的总体债务率与美国大体相同,但居民债务率比较低,这是优势。中国的债务风险集中在企业层面,尤其是民营企业层面。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美之间不应该秉承零和的发展理念。
顺应全球净零碳的潮流涌动,在碳中和导向下,企业产品和原材料的碳含量指标将成为与成本、质量和服务同等重要的竞争要素。
积分制改革方向要降低教育的权重,提高长期居住和社保缴纳年限的权重。另外还应考虑,当没有获得户籍时,是否可以优先让子女获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下一步我们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要让大面积的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变成中等收入人群。
应用技术不会改变金融业务的逻辑,不能用“白马非马”的诡辩方式来偷换概念,是金融就要接受监管。
如果“十四五”期间改革到位,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迈出实质性进展,那么该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可达到6%以上。
发展资本市场和是否牛市没有必然关系。如果市场认购需求旺盛,价格自然会变高。
中美两极格局会在今后十年内变得更加凸显,中美战略竞争的最主要战场将可能是网络空间。霸权的兴衰是必然的规律,中美之间发生直接战争或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RCEP每年可为世界创造2090亿美元的收入,到2030年,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可以达到5000亿美元。RCEP使劳动更加细化,降低了所有的制度成本和沟通成本,为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财富。
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会经济环境巨变,将成为促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新机遇,并极大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
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民工能够带着资本进城,能够在这种确权和资本化的过程中完成财富再分配,从而使低收入阶层的财产有所提升,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很重要。
财政赤字货币化不会给中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征收房地产税并不能解决房价高的问题。
有些人觉得美国从2009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 10年间力度一直不断,但却没有看到美国经济通胀,所以美国现在也不会有通胀,这样的看法是有失偏颇的。
当前中国还不具备开征遗产税的条件。遗产税征收的前提是所有的家庭要对政府报告自己的财产情况,公众要认可家庭成员接受遗产赠予税的调节。
全球化的新周期还会到来,无论是从体制层面、观念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领导力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概念,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导风格。不管是更有统驭能力的,还是更有服务性的仆人式领导力,都有它适应情境的问题。
从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来看,像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保设施的建设,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而这个方面我们这个短板还是非常多的。
新冠疫苗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产品。所谓外部性,就是一个人的感染风险高,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疫苗的使用和有效保护,不仅有利于自己,也在惠及他人。
即使新冠病毒继续蔓延,但希望新冠病毒最终能像流感一样平常。这是最好的结果。
逆中国化不可能真正发生。中国潜力巨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中国经济增速在三季度能达到3%、4%,至四季度能恢复到原有水平,沿着6%左右的速度向前跑。
住房困难是民生短板的重要方面。目前大城市房价畸高,中低收入群体面临极大的压力,保障房建设理应成为当前城镇化建设中一项重要工作。
中国需要适应当前的国际竞争的新格局,继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把握机会,逐步发挥影响力。
按照每年减贫一千多万的速度,到2020年底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是有把握的。
消费需求暂时是起不来的,其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一再强调,刺激消费不行,需要依靠投资。投资起不来,消费就起不来。我不太赞成有人总建议发消费券,这是不起作用的。
对于数据的收集应当局限在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侵犯之间合理的平衡范围内,不能以安全的名义扩大对个人隐私的侵犯。
企业的真正竞争力不在于某一产品,而在于完整的产业链。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经得起市场价格波动和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冲击。
城市更新是保持大城市持续有竞争力和活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城市更新不能为更新而更新,一定要是为了城市发展而更新,除了经济效益外,还要格外重视社会效益、社会公平。
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组织,一个一个地都会被数字技术重构,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房产本身是推动财产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房价的上升导致了财产的重新分配,同时也导致了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财产差距的扩大。如果开征房地产税,很多人是承受不起的。
我们以为只有越来越对外开放,经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但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有时适当地退回来保护本国经济,才能对全球化形成缓冲,然后才能在未来发展得更快。
疫情加剧了各国的不信任度和脱钩,大家会对产业链政策做出调整,但全面脱钩的成本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承受的。
不能说光为就业而就业,把产业做出来,才有就业。目前解决就业问题,一个最根本的出路,就是把潜在的市场开发出来。
税收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千万不要把税当做调节手段来使用。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矛盾相叠加的经济形势,相应提高今年财政赤字率显然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在疫情结束之后,还得要将3%的财政赤字率作为警戒线。
我们现在最急迫的任务是救助困难群体,最缺的是需求。现在我们面临的是通货紧缩,PPI是负的,移除猪肉价格后,CPI也是负的。因此不用担心通货膨胀,担心通货膨胀,杞人忧天吗?
从1990年到2020年,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经从瑞典的程度上升到美国的程度。财富过度集中反而会降低发展潜力,中国不要走加剧不平等的道路。
中国统一的土地权利体系,先是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打通,接着宅基地未来和集体建设用地打通,这三者互相打通以后,中国的土地权利体系和市场体系才能建起来。
普惠金融监管要逐步放权,要把小微金融放给地方,要动员组织小微金融,甚至是大金融来做小业务。
人不能享受天伦之乐,就应该创造价值,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做贡献,这样人才能有价值。知足了肯定会出问题的,不知足的人什么都会想,企业的空间才能会越来越大。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外国投资因预期盈利下降也面临大幅度减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加剧价值链“国内化”趋势。
我希望推动餐饮业发展得更好,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创业者,尤其是年轻创业者和女性创业者。餐饮永远是刚需,大家一定会迎来风雨过后的彩虹。
金融服务业的放开,有利于促进品种丰富化,出现多品种的竞争体系,从而形成一个丰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
和曾经的“非典”一样,这是时代对我们所有人的考验,它对于行业来说是历劫,也是一次机会,而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顺势的时候,行业中可能是万马奔腾,逆境中就看谁能一马当先杀出来。所以,平时在不下雨的时候就要修屋顶。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应该抓紧补救。
上市不是目标,也不是结果,做出一个不断创造价值的企业才是目标,让企业能够不断创造价值才是结果。
公益慈善事业也需要竞争,需要优胜劣汰。未来公益慈善机构的规范化、透明化是大方向。
金融体系的高速发展,有效地动员了储蓄,支撑了高投资和高增长,支撑了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我以为这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最大贡献。
如果在一个领域,我们判断能够用5年,甚至10年的时间成为行业前三甲,我们会做。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定要继续坚定改革,一定不能停止,甚至倒退。
疏通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渠道需多管并输,可以在量上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但不能在价格目标上做强硬要求。
历史上所有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都与高负债有关,我们要找到并把握好长远结构性改革和短期稳定性之间的平衡点。
我和鱼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也因此感到鱼类资源非保护不可,也算是代表鱼类争取点儿利益吧。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以散户为主,所以A股频现大起大落、割韭菜等现象,这对市场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法治的灵魂是公正,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要公正。离开了公正,法治就失去了它的生命线。
房地产税作为典型的直接税种,应由全国人大立法,并规定税率区间,全国各地因情况而异再制定具体的税率。
深圳进入了一种非常好的均衡状态。政府和市场间有一条“三八线”,双方不愿意越过“三八线”。这一点能够坚守到现在真的不容易。
这个社会需要共生,穷人有穷人的活路,富人也得有活路,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更要有广大的活路。
技术在不断进步,前边的生态并非永远不可逾越,在每一次换代转型中还是有机会的。
从整个国力和创新力来说,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人口。现在学界,即使是精英层和决策层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比起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国股市的个人投资者对股市的熟悉程度都不差,已经很成熟。
玉柴的文化,非常朴素,非常接地气。他们都期望这个企业好,干部员工非常勤奋、朴素、热爱企业。
外商来华不再是建厂,而是想在中国建全产业链,甚至要在中国设立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和品牌,因为中国市场已经足够大。
我现在很怀疑的是,未来像江淮汽车、奔驰等汽车制造商的品牌可能会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如滴滴打车的平台。
共享经济应该提高存量效率,而不是无限增加供给量,消费者最终是为服务买单,而不是交通载体。
怎么跟进时代的发展,不被时代所淘汰,这些问题都是我时时刻刻思考的。正因为这样,这个企业才能走到今天。
每个行业都有隐形冠军,我希望中国未来能更多涌现出深耕各自领域的伟大企业,在一米宽的行业领域内做到一万米深。
人性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制度设计者需要顺应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性,如何调动积极性以此形成激励便成为改革的关键问题。
专注一个主业是有问题的,因为行业总有周期,有波峰、波谷,采取多元化战略、专一化经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开周期的损失。
同一个赛道上,互联网只有一两家公司最终能活下来,但是生物医药公司,同一个赛道上可以活很多家公司,它不是一种零和博弈。
目前险资入市的矛盾主要在于资本市场不稳定。险资入市要确保保险资金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同时切忌以投机的方式进行投资。
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这一生的牵挂。唯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直到永远。
未来地产商将从媒体视野中逐渐消失,房地产行业也将不再是媒体的宠儿,沦为“三四线明星”。
科学研究光喊创新不行,需要对创新的难度有所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与实践结合,理论才能真正起作用 。
当前大家拼命买房的想法是错误的。房子的法定寿命只有50年,甚至不到50年就拆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拼尽毕生努力去做房奴?
当应用需求场景开始出现新变化时,软件公司就应为下一轮的生命做好准备。一个有生命力的软件企业是一个不断理解和投资未来的企业。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应该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
产权制度的改革关键的落脚点还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营经济,这是保证市场公平竞争最基础性的工作。
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要讲诚信,要善待员工,要善待消费者。一个是对银行要讲诚信,对政府讲诚信,对员工要讲诚信。
一个企业家在发展企业时,不光要有个人行为底线,还需将社会责任、对人类的贡献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的思路是通过创新研发更多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我们不会去做中低端市场,坚持不打价格战,也不会进入市场比较小的领域。
充电的问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而是大家要从心理上克服电车质量不安全、充电麻烦的偏见。
有多大的力量就去做多大的事情,力量还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做小一点,这是我们集团的经营宗旨。
随着体育产业不断做大,我相信资本会逐渐关注到体育产业的发展。目前而言,我想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如果想把企业做好一点,没有十年二十年不行;如果想把企业做到极致,没有三四十年不行。
我们不急功近利地赚一些利润,更主要的是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努力做一个百年老店品牌。
我国芯片在设计方面可以与国外同台竞争,但从整个产业链来看,制造生产、设计工艺、原材料、装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苏宁已经全面完成转型,但未来总是变幻莫测,一定要掌握时代的前沿技术,才能最终服务好消费者、赢得市场。
如果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2008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对稳定全球金融的重大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门是不会对中国开放的,也不会有我个人的机会。